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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“悬泉置”遗址文物将展——记录两千年前沙尘暴
2013-07-19      来源:中国文化报


  20年前的一次考古发掘使人们知道了汉代重要邮驿站——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存在,为了更好地保护它,这处遗址当年被就地回填,并没能使更多的人一睹其真容。近日,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申遗,甘肃省有关部门将组织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文物主题展。随着布展的进行,这处2000年前的政府驿站即将撩开它神秘的面纱。
  
  2万枚汉简“破土而出”
  
  20世纪初,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“考察”时,从敦煌玉门关一带古长城烽燧遗址下发掘出700多枚汉代简牍,从而揭开了中国西部地区简牍大规模问世的序幕。
  
  20世纪90年代初,在斯坦因发现敦煌汉简近90年后,在甘肃酒泉瓜州县与敦煌交界处的一片戈壁高地古遗址中,考古工作者们又发掘出了2万多枚汉简及其他文物。这批简牍文书不仅见证了汉时期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一切邮件往来,展现了汉丝绸之路的繁荣和衰落,而且为汉驿站的相关研究打开了窗口。
  
  据当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领队、甘肃省文物保护维修研究所副所长何双全回忆,经过了两年多、先后3次的考古发掘,敦煌悬泉置遗址才初露端倪——占地面积达2.25万平方米,主体建筑有办事机构、马厩、传舍等。出土各种器物3000余件,简牍文书2.5万余枚。
  
  该遗址出土的汉简简文,让考古人员了解了该遗址的历史变迁。悬泉置全称为“敦煌郡效谷悬泉置”,是效谷县(汉时敦煌郡下辖6县之一)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。从历史沿革看,汉武帝时,这里称“悬泉邮”,汉昭帝时改称“悬泉置”,东汉后期又改称“悬泉驿”,魏晋时废置,至唐又复称“悬泉驿”,宋以后,逐渐废弃。到清代,民间开始称呼这里为“贰师庙”“吊吊水”(因该处东南侧沿山路进山,有一处悬泉水,传说“人少时水少出,人多时水多出”)。
  
  丝路主干道是一条直线
  
  悬泉置简牍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官府文书,其中皇帝的诏书种类不少,但大部分残缺,能复原成册的不多。涉及律令的有20多枚,包括贼律、田律、置吏律、盗律等。数量最大的是各种籍,有人事方面的《吏名籍》、《功劳案》、《驿卒名籍》、《户籍》、《刑徒名籍》等,财经方面的《田》、《入租》、《钱出入》、《谷出入》、《契约券》等,也有登记车马等资产的,记录劳动日志、供给消费的。这些简牍对研究当时敦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法规极为重要。
  
  近些年,随着有关专家对这些简牍的研究,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和沿途驿站的设置之谜得以一一破解。甘肃省博物馆原馆长初世宾研究汉简很多年。他通过1974年额济纳破城子简和1990年敦煌悬泉置简的研究,勾勒出西汉时丝绸之路主干道的走向。之后,学界将这两枚汉简定名为《驿置道里簿》。
  
  “丝绸之路是长安通往河西走廊、西域、西亚的交通大动脉,我们可以通过《驿置道里簿》确认西汉时期从长安出发到甘肃敦煌一带的驿站里程,也基本上弄清楚了沿线驿站的分布情况。”初世宾说。
  
  “当时,人们离开长安后,从泾川一带过泾河,再经月氏、乌氏、泾阳、平林置等地县,到达固原(高平),绕开六盘山,然后经今天的景泰芦阳一带,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。一路前行。”按照汉简记载的里程在地图上描画,专家们发现画出的丝路主干道竟然是一条直线。“从中可以看出,当时人们为了修建这条大道所做的精密设计和倾注的人力和财力。”初世宾说,这条道路分为高平道(长安—固原—芦阳)、河西道(芦阳—武威—敦煌)两段,它的开通与张骞出使西域、霍去病用兵河西有密切的关系。
  
  2000年前的沙尘暴
  
  2000年3月,北京的天空被一股强烈的沙尘暴天气所笼罩,遮天蔽日的沙尘使人们至今记忆犹新。然而,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,甘肃敦煌也常出现这样恶劣的天气。根据一枚官方处理事件的文书简牍记录,某天,某官府派一人去执行公务,为其配备有一车一马,后该人中途归返,向上级禀告说他在路过敦煌地区时突然遇到很强的沙尘暴,大风和沙土刮坏了车,还使马匹受惊跑丢,该人也受伤,只得步行返回。“可见,沙尘暴古已有之。不知为何,类似沙尘暴等自然灾害,《汉书》等重要历史文献都没有记载。此次发现载有沙尘暴的汉简,成了我国可以证实沙尘暴历史的珍贵文物。”初世宾说。
  
  此外,悬泉置汉简还有关于“天马”的记载。简牍显示,在悬泉置中有大量“天马”存在,而且有严格的使用管理制度。当时的西汉政府多次从敦煌抽调“天马”,或者往长安,或者到天水等地,这说明当时“天马”为人们所看重,这也是除《汉书》外,汉简中首次见到有关“天马”的记载。
  
  汉代的“国营农场”
  
 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文物可以分为汉简和器物两大部分。器物佐证了简牍,简牍复活了器物。
  
  “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东西都很残破,但其种类之多、数量之大,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。”何双全说,这个驿站遗址既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圈子的见证,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
  
  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器物,最深的埋在地下1.3米深处,最浅的仅在0.2米处,他们发掘时分了6个标准层,从上到下,一、二层为东汉中晚期,三、四层是汉宣帝、哀帝时期,五、六层归为汉武帝至昭帝时期。何双全说,从各层出土的文物和简牍记载看,这里在宣帝和平帝时最为辉煌,东汉以后逐步衰落。
  
  悬泉置遗址中发掘出的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多,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、用品都有,包括铁器、陶器、木器、漆器、石器、骨器、丝织品、皮鞋、毛笔、墨、纸张,还有蔬菜、种子、水果、牛羊肉等,基本是残次品,没有金银器物,这也是“废弃遗址”的重要证据。
  
  从简牍中,研究者还发现这里的土地和水利设施都是国有的,如ⅡT0112②:103号简的内容是:“千乘里谭贤田一顷十八亩悬泉官渠”,渠尚且是“官家的”,其他就不言而喻了。何双全说,这里相当于汉代的“国营农场”,各种器物一应俱全。
  
  该遗址还发现了不少私人印章、信件用的封泥和麻纸。据悉,出土的麻纸有530多张,有字的(较细腻的)仅13张。粗糙的麻纸主要用于当纸巾和包裹物品,尚未用于有规模的书写。“这些麻纸要比蔡伦造的纸早很多。”何双全说。
  
  汉代政府接待站
  
  根据简牍记载,悬泉置曾是汉代边疆的重要驿站,经常接待来往西域的朝廷官员、使者和重要客人,但不接待过往私人。据简牍记载,丝绸之路繁荣时,一次接待于阗王,其从者多达1600人,仅用坏的杯子就达300多个。接待乌孙国公主的规格也相当高,简上记载有地毯等贵重东西。
  
  何双全说,从悬泉简可以看出,随着汉朝势力的扩大,过往敦煌的主要有6种人: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,汉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、公务人员,归义的羌人,官家的奴婢,由朝廷统一收集和安置的内地流民、刑徒(即流放的罪犯,送往敦煌“劳改”)。        责任编辑:关文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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